博士一毕业，我就负笈东渡，来到日本北海道大学。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一一攻克跨血型肾移植难关，赶超器官移植的世界先进水平，为中国器官移植正名，为祖国医学事业争光!

我到日本后才明白，日本同行并不愿意教我这项技术。于是，我参加了当年的日本器官移植年会，试着找日本同行交流，也被一一婉拒。学习时间过去三个月后，我苦心经营的感情牌起了作用。带教老师拿出一本英文版跨血型肾移植书给我，我立马复印，一口气反复看了七遍。书中有关检验、影像、病理学的相关内容，对我来说，难度不只是一点点，但一想到此行的目的，我就激情澎湃。我先后列出问题700多个，自己反复查资料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就向老师和同行请教，直到自己学懂弄通为止。一年下来，我本来就偏瘦的体重又下降了二公斤。

回国后不久，一位家住长沙、第一次肾移植失败、全身外周血管无法穿刺血透的高致敏O型尿毒症患者，在求医无门之后找到我，想做亲体肾移植。患者父母分别为A型和B型血，按当时的器官移植配型原则，绝无可能，唯有做跨血型亲体肾移植，才能实现患者的愿望。

当时，世界上实施该技术的国家仅有日本、瑞典和美国，国内无人敢闯这一禁区，因为，该技术己违背了当时国内的医疗原则。一旦失败，实施该技术的医生可能面临身陷囹圄的巨大风险。但患者全家的理解、执拗，和自己发自内心的、强烈的“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的医者情怀，让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负重与担当。

病人全家直系亲属与医院的生死状签订后，我开始培训我的技术团队，从理论到实践、从病人到病房、从药品到器械、从血浆脱敏处理到手术操作过程……事无巨细，一一张罗。期间为所缺器材，我还自费去了一趟日本。

2006年12月14日，手术正式实施。切肾、修肾、植肾、开放血流、移植肾颜色鲜红，张力正常，尿如泉涌，关闭切口，转层流病房，一切看似比预想的顺利。正当大家要松一口气时，大出血发生了!伤口满是溢血，不到半小时就出了1800多毫升!速度还在加快，三条静脉通道输注血液制品，都无法维持病人生命体征的稳定。凝血酶原复合物、冻干人纤维蛋白原、鱼精蛋白、冷沉淀、冰冻血浆……能用的都用上，就是不奏效!正当大家认为回天乏术时，我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一一超大剂量使用冻干人纤维蛋白原加鱼精蛋白，使溢血在出了二万三千多毫升之后终于被止住了……柳暗花明之时，同事们看到的是胜利的喜悦，而我看到的是引进吸收再创新过程中对缄默的知识的消化与吸收。

此后，我不断总结，不断超越自我，力图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优化方案。在短短的十年内，我就完成了从零的突破到全国推广并常规开展，从申请到国家自然资金资助到高水平SCI论文的发表，从国内同行交流到国际同行交流，从中文专著出版到英文专著的出版等重任。特别是2015年，在布鲁塞尔欧洲移植年会上，当我做完报告后，大会主席高度评价中国在跨血型肾脏移植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他说：“中国方案安全、有效、用药剂量少、所花费用低，值得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并当场邀请我与中国同道一起撰写临床指南，供全球同道参考，我欣然同意。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我站在布鲁塞尔欧洲移植年会的讲台上接受大家的祝贺，心里在默默地祝福日益强大的中国。

(作者系省侨联特聘专家委副主任委员、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